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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潮:我的心理治疗研究之路

  很多人认为研究是很高深、很可怕的事情,要先学英语、德语、法语等,还要学质性研究、量化研究、SPSS、文献学和现象学等研究方法。其实我认为,研究也没那么可怕,每个人在一心一意地做治疗时就是在做研究。

  研究,其基础心态是,首先要对一件事情充满好奇。比如,你看到一个人有焦虑障碍,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焦虑;看到一个人有人格障碍,就想知道其人格障碍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在四五岁时就会问父母,人为什么会做梦、人死了会去哪里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好奇都是研究心态的萌芽。所以皮亚杰说,每个儿童都是天生的科学家。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喜爱研究的内在小孩,而我们要做的是首先让这个内在小孩出来,自由自在地探索各种问题。

  当我们做研究时,我们人格要分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功利研究者,另一部分叫受伤研究者。在研究中,这两部分要整合。

  从自我成长看“功利研究者”

  我最早做研究是在大学期间,那时我几乎把能找到的心理学的书都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好奇。人怎么能够这么无意义地活着。我看我周边的人仅仅为了名利而奋斗,我自己也一样。

  现在正在提的空心综合征,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有了,找不到人生意义。爱情有什么意义、人为什么做梦、人生该往哪个方向走等,我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对研究人类心理的兴趣从那时就开始了。

  毕业后,我到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工作,云南昆明当时被称为“中国心理治疗界的维也纳”。我们心理治疗界的“元始天尊”赵旭东老师当时在昆明,继承了万文鹏老师的工作,主办了中德班。

  我的朋友很担心地说:“平时就觉得你神神叨叨,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去了精神病院后会不会得精神病。”我回答他们说:“正因为我神神叨叨,有可能发展成精神病,所以我去做精神科医生,以后住院也方便,护士可以直接把我拉到病房。”

  到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工作之前,我内心很孤独,因为没有人跟我对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周围的朋友很少有人跟我话题一致。但工作之后我很开心,因为跟我有共同话题的人太多了,像曾奇峰、赵旭东等,大家看的东西都一样,很有共鸣。

  我当时很喜欢给精神病人做心理咨询。我们精神病院的住院病历上都会写一周三次给病人做心理治疗,对于这个创收指标,好多医生都不执行。我是执行的,病人稍微好一点,我就把他抓到会议室来做心理治疗,这是我的第一段研究历史——纯粹的兴趣。

  我就是好奇人的头脑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奇妙的想法。有个病人患有系统性妄想,那妄想发展得丝丝入扣。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它记下来,以后写小说。后来我写的小说《抹杀》,还真的受到了一些病人妄想的启发。

  但是这时候,我的功利研究者部分也在同步发展中。我读完一些精神病学图书,就写笔记投稿给《精神康复报》赚稿费。

  我还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精神病学期刊,蹭热点投稿,有次还真蹭上了,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发了一小段研讨。

  那时候我才20多岁,后来同行们见到我,很惊讶我是一个小白脸,因为他们都以为我应该是个老头子。

  在云南工作三年半以后,我投奔到曾奇峰的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工作。开头几年搞研究时,我明显转向了纯粹的受伤者心态,大量时间都去写小说了。

  后来我看到,心理学家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0gden)说,精神分析的文体其实是虚构文体,是小说。我觉得颇有知音感。小说主要就是疗伤的。在我们做研究的受伤研究者的方法中,也是鼓励研究者进行文学创作的。

  我的功利研究者的成分也在发展。我们督导的时候总是为投射和投射性认同这两个概念吵架,施琪嘉要我好好研究投射性认同。于是我开始了投射性认同的研究,写了很多笔记,加起来有几十万字,后来我写博士论文都用到了。

  在研究过程中,我从工作经验及跟同行的交流中发现了跟人格障碍病人工作的最大的困难——治疗师自身的反应和性格——反移情,于是我抓住这点,深入研究反移情及反移情应该怎样工作。这个点,就是功利研究者和受伤研究者的会合。

  人格障碍作为工作方向是个热点,也是心理治疗最不容易受到药物治疗冲击的地方。我当时想,针对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疗程长,治疗失败了是理所当然,成功了是意外的惊喜。这些想法都是非常功利的。

  而反移情工作,说穿了就是治疗师自己治疗自己的病,预防自己被传染上病,乃至到最后,通过主动地接受病人的传染来治疗大家一起得的病。

  所以,这部分工作是受伤研究者。直到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感应转化》完成,这两条路线才最终会合。

  我发现客体关系学派、人格学派、《易经》、佛家的正念和慈悲取舍以及炼金术都可以用在反移情工作上。

  比如,佛家讲正念和慈悲取舍。我很早的时候就是佛教徒,十六七岁就开始学《药师经》《无量寿经》《心经》等。这本身就是我的兴趣爱好。虽然我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用佛教技术调整我自己,但一直没注意到这方面的专业发展。

  我们那时候的所谓宽带是128K的,数据库也刚刚有,主要还是找不到多少文献。

  我在武汉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到有两种心理疗法——眼动脱敏疗法和辩证行为治疗——都提到了正念。后来就对此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既出自个人兴趣,也考虑到这对于人格障碍的治疗而言是非常有用的技术。

  投射性认同的最终修通,要有赖于把正念运用到一定程度——物我两忘,投射者和认同者都是无常空性。

  研究投射性认同的时候,我逐渐摸到了荣格的移情炼金术。攻读硕士期间,我做的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研究,总结了很多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文献。碰巧申荷永老师的博士生李江雪教授在做博士论文,她和我谈论怎样做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设计,并且告诉我荣格学派也在做边缘性人格障碍,还给了我这方面的资料。

  我一看,荣格学派对投射性认同用“哲人的玫瑰园”的方法来工作,这很独特,也很高效。

  这时候,我个人的情结和功利研究结合得更深了,因为我大学期间本来就是荣格的粉丝,觉得弗洛伊德的火候还是差了荣格几分,但是工作后,周边人都是弗洛伊德派的,故而还是从弗洛伊德派入手。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客体关系学派和荣格学派有许多类似之处。

  后来,我拜申荷永为师。这仍然是功利情结和个人情结的整合。申老师对我很好,从他那里,我可以得到博士学位,这是蛮功利的。但主要是我的个人情结和伤口在申老师这里可以得到承载。

  此时,我已经得到了两个去德国读博士的机会,一个是要用八段锦治疗精神分裂症,做对照实验;另一个是要对一个进行了100次的德国精神分析个案进行统计学分析。

李孟潮:我的心理治疗研究之路

  从功利角度看,这两个机会当然都不错,学成后回国可到大学谋职任教。但是,它们和我的个人情结格格不入。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我和申老师交往了很多年,他非常看重《易经》,这让我大喜过望。我20岁左右开始学《易经》,快毕业的时候就拿《易经》来算命,但当时算命的目的是想了解我的命运,以及通过算命跟女同学谈恋爱,因为她们对算命都很感兴趣,于是我学了很多种算命术,例如摸骨、西方星相学、八字、手相、面相等。在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女生愿意让男生给她摸骨看掌纹,就相当于默许爱情关系建立了。

  我在算命书上看到八字可以预测精神疾病诊断,当时湖北鄂州的邵伟华先生刚刚有点儿名气,在鄂州办了函授班,我写信问他能不能一起合作搞研究,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很年轻气盛。但是后来没做,因为我的功利研究者恢复了理性。

  总的来说,当时我是功利主义研究者,即希望从研究中获得实际的好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做研究都是为了得到好处。

  儿童时期研究的初心是兴趣,到了青年期,要考虑研究会花费多少时间、可以得到多少钱和名利,儿童研究者的天真和好奇慢慢被克制和压抑,转而向社会的世俗部分认同,名利开始占上风。

  每个研究者都会不断地发展,年轻时追求名利,要考虑这个研究有多少课题、能不能写本书来出名、出名能得到多少钱、能不能发文章、能不能得诺贝尔奖等,这些是青年必要的考虑,因为青年的主要目的是跟社会接触,这叫做外倾者。功利者大多是外倾者——功名利禄是在外在世界获取的。

  从自我成长看“受伤研究者”

  受伤研究者,是指内心有非常纯粹的、非功利性的研究动机,有研究的对象和公众,完全不考虑获取名利。比如,我会选择焦虑障碍和人格障碍进行研究,因为这些病人能打动我。

  在精神病学界,最容易获得功名的,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基础研究,但是它们与我的性格不匹配。我的分析师和督导师让我知道,我离焦虑障碍和人格障碍并不远。

  如果焦虑障碍的判断标准符合四、五条就可以确诊,大部分人生阶段的我的状态会符合两条或三条标准,也可能有几个月符合全部标准。那么,我在那几个月就是焦虑障碍患者。所以,焦虑障碍的研究可以让我治疗自己,使自己不再继续发展下去。

  人格障碍也是一样。当年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本科学精神病学,讲完人格障碍那一章课程后,我开始对照自己,发现符合好几条人格障碍诊断依据,于是让我一个女朋友来给我评定一下。她评定的结论是,我完全符合,这把我吓了一跳。

  当然了,这也是医生的脾气,即学什么就怀疑自己有什么病,除了妇科疾病之外,其他所有病我都怀疑过。由此可见,医生是很容易得疑病症的。这也算个人伤口之一。

  不过我认为,诊断20多岁的自己有人格病变,是几种人格障碍的患病高危人群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做了这行,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人格障碍高危患病人群了。我们有些同事坚持认为自己很健康,我开玩笑,给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诊断,叫做“健康型人格障碍”。

  有一次,我跟我的分析师明确讨论了我到底符不符合人格障碍标准,分析师笑着说:“其实你符合,最起码符合一两条标准:相信完美化和理想化的爱情,这条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喜欢独处,不喜欢与人交往,这条符合分裂型人格障碍。”

  其实,我们离病人并不太远,我们感兴趣的方向,就是需要升华的方向。受伤研究者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有伤口,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伤口所在。

  例如,《躁郁之心:我和躁郁症共处的30年》这本书的作者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既是躁狂抑郁症患者,也是非常知名的躁狂抑郁症专家。这种情况在我们行业普遍存在——你有什么病就成为什么病的专家。

  所以,来访者经常问我,有病怎么办。我会告诉他,成为这个病的专家就好了。我们做研究,首先是为了自己,然后把研究扩展到跟我们同病相怜的人身上。

  正因为我同情我自己,所以我同情我的来访者们。区别在于,他们大部分人所承受的人生痛苦要比我多得多。也有些来访者没有我痛苦,这些年我见过一些来访者,他们从小就生活得比我幸福,创伤没有我这么重,甚至比我更健康。这让我很佩服。

  受伤研究者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了受苦的人。研究不应局限于一个小我,而应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扩大,动力就会增大。研究是我们的天职和天命,我们跟天地万物众生相互联系和感应,不仅仅是为了功利,更是为了天下受苦的人。

  这样,个人的伤口就和民族、人类的伤口相联系,受伤研究者就转化、升华为功利研究者。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受伤研究者和功利研究者是研究的一对矛盾对立体。

  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从小不是很有钱,年轻时为名利而奋斗,得到的名利差不多了,就不再那么追求名利,于是回到初心,做一些超越功利的事情。

  马云说:“我们企业家,赚的钱早就够用了,还在继续工作是为了这个社会。”

  老干妈的厂长陶老太太在大会上说:“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我陶华碧再也不需要赚钱了,因为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想来想去,看起来是你们在给我打工,实际上却是我在为你们打工。我继续工作是为了让厂子发展得更好,让员工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在企业界也有这种转化——从个人到社会,从自身到他人,从内在到外在。

  我们申老师曾在特殊期间被抄家,头被打伤了,那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伤口。他当时就认为不能怪别人,因为那是民族文化出了问题,因此要振兴民族文化。所以,这二三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核心心理学,克服了很多艰难险阻。他本来是主流心理学界的新秀,就像荣格当年所在的位置,后来他们都放弃了很多名和利。

  伤口也是勇气和动力的来源。因此,如果我们接触不到内在受伤研究者,那我们的研究迟早会在名利途中遇到问题,最终获得的名利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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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4-05 编辑: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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